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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學研究范式與主流理論的演化歷程(1987—2017)

作者:王琳來源:《情報學報》日期:2020-03-24人氣:395

在《情報學基礎理論研究30年(1987—2017)的回顧與思考》[1]一文中,筆者主要對情報學研究對象的深化、情報哲學與元理論、情報學的理論核心、情報學理論體系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與總結。在這30年間,情報學所處的人類信息基礎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從印刷型文獻到互聯網、Web2.0直至大數據和云計算環境,信息基礎環境的每一次革命性變化都給情報學理論建設帶來了新的挑戰與機遇,這突出表現為學科研究范式的變遷和主流理論的演化。作為情報學基礎理論中的重要內容,情報學的研究范式與主流理論在學科發展中起著支柱和基本骨架的作用,是情報學理論大廈的基石。情報學生存發展所依托的物質基礎——人類信息基礎環境的變革推動了學科的研究范式和主流理論的創新與演變,而研究范式和主流理論的創新與演變又進一步帶動了學科方法、工具和應用實踐的革新。情報學正是沿著這樣一個學科基本邏輯而不斷發展的。本文主要對1987—2017三十年間情報學研究范式的變遷和主流理論的演化進行了評述,并對數據科學能否成為下一階段的主流理論加以探討。

1 情報學研究范式和主流理論的演化變遷

1.1 物理范式與文獻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階段)

1.1.1 物理范式、技術傳統與信息論的三位一體模式

物理范式主張信息的原子化,可將信息流和信息傳遞視為物理現象,信息檢索系統實質上類似于物理系統,其研究方法應基于與物理或機械系統技術類似的方法[2-3]。因為此范式的經典研究是克蘭菲爾德實驗(Cranfield test),所以該范式也常被稱作克蘭菲爾德范式。物理范式視角下,情報學學科建設目標是成為類似于物理學的、定量化的一門精密科學[4]。

作為情報學早期的主流范式,物理范式與技術傳統和信息論一起構成了情報學三位一體的學科發展模式。技術傳統在情報學中形成的時間較早,布什(V.Bush)《誠若所思》中的Memex設想就有著很濃厚的技術導向色彩。情報學所經歷的“嶄露頭角”的20世紀50年代和“夢幻成真”的60年代是技術傳統的鞏固與發展期。而80年代聯機系統和數據庫建設的繁榮發展標志著技術傳統的成熟!凹夹g傳統”在情報學中至少保持了三十年的絕對主流傳統地位。技術傳統以信息作為學科的核心概念,是以申農的信息論引入情報學為最初淵源的。1948年,美國數學家申農(C.E.Shannon)出版了《通信的數學原理》的著作,該書成了信息論的奠基之作。在書中申農把信息定義消除不確定性的東西并用概率表征不確定性的大小,得出了信息的測量方法和公式,加之提出的通訊傳播模式共同形成了信息論的核心內容。申農的信息論一經提出,就引起了當時剛剛形成的情報學界的極大興趣,形成了一股嘗試把信息論作為情報學理論基礎的熱潮,信息的概念就這樣在情報學中扎下了根。這與技術傳統重視“信息”概念是吻合的。其實這并非巧合,正是信息論同控制論、系統論一道構成了電子計算機等現代信息技術的重要原理基礎,反映在情報學中則是信息論的引入讓學科戴上了重視技術的理論眼鏡,使技術傳統有了理論假設的思想基礎,而技術傳統的發展與鞏固反過來又讓信息論在情報學中的基礎理論地位進一步得到加強,兩者之間形成了相輔相成的關系。

信息論對情報學理論研究的影響巨大。在認知范式出現之前,情報學中的大多數元理論假設都是以信息論為本源而演變出來的,典型的包括[2]:用信源→信道→信宿的通訊傳播模式作為圖書情報機構的一般模型和檢索過程的模型,具有線性邏輯性的特征;諸如熵、反饋、信號噪聲比、不確定性等概念影響了把信息視為系統中的流動之物以及在系統環境中這種信息流是可被測量、處理和施以不同程度控制等觀念的形成;信息論中概率計算所要求具有的離散、可測度單元直接使情報學中的信息被視為可被分割的,不連續的事物,信息運動被視作一種物理現象等。進一步地,我們還可以發現情報學物理范式與信息論衍生的元理論假設以及技術傳統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如英格沃森就曾指出薩爾頓(G.Salton)的理論觀點是建立在申農的信息概念基礎之上的[5]?梢,物理范式同信息論是一脈相承的,表現出的特征是追求信息視像的定量化測度方法,把信息當成可控的物件和從物理學方法論視角研究信息現象。文獻[6]認為信息論的源頭是17世紀至19世紀主導西方科學思想的機械觀,文獻[7]則認為物理范式的代表——克蘭菲爾德實驗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同客觀主義(objectivist)有很強的關聯。

把以上觀點綜合起來,筆者做出如下推斷和概括:情報學的物理范式、信息論和技術傳統有著共同的理論淵源,它們三位一體地構成了情報學20世紀80年代快速發展的理論基礎;現代科學的定量化趨勢、自然科學為代表的客觀主義、實證主義思想構成了情報學物理范式、技術傳統與信息論三者的哲學基礎。

1.1.2 三位一體模式的局限

盡管情報學的物理范式-技術傳統-信息論三位一體的理論模式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模式的弊端和問題日益顯露出來。申農的信息論理論是著重于語法信息的,而情報學和情報工作關注的則是語義(semantic)和語用(pragmatic)信息,屬于信息的更高層次,應用信息論解決情報問題顯然存在著錯位。在當時情報學缺乏現成理論基礎的情況下,情報學者們急切地引入信息論,想用它一勞永逸地解決學科中研究對象的基本屬性問題。但由于超越了申農本人所界定的信息論的有效范圍而無限度地擴張到語義和語用層次的信息研究上,結果造成了情報學中概念和思想混亂這種事與愿違的效果。正如謝拉(J.H.Shera)指出的那樣:圖書情報學界誤解了信息論中信息的概念內涵,認為申農的信息概念不只是和訊號傳遞相關,而且與知識交流密切有關[8]。在這種欲把信息論當作研究知識問題的不二法門的觀念誤導下,信息論一經引入,非但不能解決知識問題,本身還表現出排斥與知識相關的語義、語用信息的特性,而由于學科中類似“制度惰性”的東西以及現實中信息激增迫切需要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手段和物理范式來支持,情報學家們就被信息論中的信息概念所吸引反而逐漸遺忘了引進它的初心——解決知識議題。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信息資源管理理論的研究則聚焦于信息的語義和語用層面,有效地彌補了信息論的理論缺陷,將情報學拉回了正確的研究軌道,并為之后知識理論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1.1.3 文獻學理論

人、信息技術和信息環境是知識經濟時代構成信息社會三個基本要素。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動態演化是考察情報學主流理論發展的一條主線。之所以選擇這三個要素作為理論發展主線的維度,是緣于它們分別構成了情報學的主要目標、支撐手段和物質基礎條件。促進社會中知識人的全面進步和發展是情報學追求的目標,從讀者到信息用戶再到知識行動者,人的地位在學科中凸顯,情報學日益逼近最大限度地促進人的知識交流、吸收利用的理想狀態。作為實現目標的支撐手段和保障,技術是不可或缺的,沒有技術作支撐,再好的理念或構想付諸實踐時也會困難重重。而信息環境是情報學生存發展的物質依托,失掉了學科存在的物質基礎,情報學的理論建設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每當人、信息技術和信息環境交互的關系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情報學理論就相應地有所進展、創新,直至產生范式的變遷,以求得對人-信息技術-信息環境的關系和相互作用現象的充分把握和解釋。

無論是情報學中的物理范式還是技術傳統,直至20世紀80年代其研究對象和基本研究單元依然是文獻。文獻學理論在80年代初中期仍在學科中占據重要地位。三個維度分為表現為讀者-印刷和縮微技術-文獻信息環境。對讀者的研究是從機構的角度來看待的,如館藏文獻的借閱率、拒借率、讀者對圖書館服務的滿意度調查等。印刷型文獻是信息內容的主要載體,縮微膠片一度成為人們用于解決文獻激增所帶來的信息存儲和組織問題的一劑良方。文獻信息環境是指以印本文獻為主、縮微膠片為輔的社會信息基礎環境。形成的文獻學理論主要是對文獻采集、組織、加工、存儲、流通規律的總結。布拉德福定律、齊夫定律、洛特卡定律、普賴斯文獻增長定律也是這時期文獻學理論的主要成果,國際十進分類法(UDC)的出現亦屬此類。在這一階段已經出現了機械化情報處理和檢索的嘗試?傮w上看,文獻理論比較側重于對文獻環境這一維度的研究,對于讀者研究相對較少。

1.2 認知范式與信息管理理論(20世紀80年代~90年代)

1.2.1 認知范式

認知范式的基本觀點[4,9]:信息過程的主體是人,是人的知識結構和認知能力;信息既是其生成者知識結構轉化的結果,又是會影響和改變接受者知識狀態的結構;信息檢索和利用的本質是認知行動,而不是物理或機械的運動,信息系統和用戶在認知層面交互的重要性要遠大于在物理層面上的;在信息檢索交互研究中關注個體的認知、情感、動機等心理變量,信息系統的理想狀態是支持用戶的知識狀態轉換過程。

認知范式的經典理論主要有情報學基本方程式、信息搜尋過程論(ISP)、ASK理論、意義建構論、信息檢索認知模型。情報學基本方程式是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其他理論都是80年代以后提出的。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紹后三種理論。

1)知識非常狀態

貝爾金(N.J.Belkin)是布魯克斯的學生,他提出了知識非常狀態理論(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ASK),該理論已成為認知范式中最為成熟的理論之一。知識非常狀態指的是用戶意識到其本人的知識狀態中存在著異常但卻不能明確表明自己需要什么來解決這種異常。這種情境對用戶來說往往是不精確的甚至含混的,難以準確表述的,因為它涉及的不是用戶已知的,而是未知的事物,用戶在這種非常狀態下所知的全部就是認識到他關于主題或情境的知識狀態是不充分的,自身有著難以專指化的信息需求。但與此同時這種不充分的知識狀態即ASK卻是可以描述的,采用一定方法也是可以表達[10-11]。當用戶處在知識非常狀態時就會通過信息檢索來獲取有用和相關的概念結構,將概念結構(語義結構)同自身的ASK加以融合,從而在兩者交互過程中讓知識狀態從非常態恢復為常態[11]。用戶的知識非常狀態過程觀是這樣的[12]:接受者用戶認識到其知識狀態中的異常而啟動交流系統,對該狀態的認識類似于信息發送者知識狀態的一部分(會辨識出待交流的概念結構),接受者將知識非常狀態轉化成某種可交流的結構,用它從文本集里檢索出可用于解決異常的文本。接受者對文本加以解譯來發現文本的內在概念結構,并與自己的知識非常狀態進行交互,然后判斷非常態是否得到消解。如果是則關閉交流系統,否則就以新的知識非常態為基礎重啟系統?梢钥闯,ASK理論是在認知觀宏觀框架下產生的理論,實際上代表了從認知角度出發的情報學對象的內核[13]。

貝爾金認為ASK是設計檢索系統和研究檢索交互的基礎。也正如艾利斯(D.Ellis)認為的那樣,ASK最初是在研究情報學中信息概念的背景下提出的,而隨后在檢索系統設計的專門領域中得到了應用[14];贏SK的檢索系統設計指導原則是系統通過人機交互生成關于用戶ASK的意象并對其建模,依此來相應地提供信息,從而滿足用戶未加完整定義的信息需求[15]。

2)意義建構論

意義建構論是情報學與新聞傳播學之間學科交叉融合的產物。理論奠基人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德爾文(B.Dervin)。意義建構論的基本觀點如下[15-17]:

信息不應當被看作客觀的、可以同物質實體一樣被傳遞、分割而具有恒常意義的事物,信息的本質是作為個體的人在特定的時刻創造出的意義,它具有主觀性、情境性和整體性;

用戶不是信息的被動接受者或機械式的信息處理系統,用戶其實是在主動地、活躍地構建信息的意義,信息行為是一種建構;

信息使用行為的研究視角應基于行動者而非觀察者,要基于過程觀認識信息使用,不能將信息使用看作恒定狀態。

意義建構論的核心隱喻如圖1所示。

圖1 意義建構論的核心隱喻[18-19]

凱茲(D.O.Case)在系統梳理信息搜尋、需求和行為研究進展的基礎上,對德爾文當年所批評的十條信息和信息行為理論假設重新加以解讀,將德爾文的意義建構理論觀融入進來,提出了信息行為研究的八條理論主張,這亦是對該領域幾十年發展經驗教訓的總結[20]:正式信息源和理性化的信息搜尋只反映了人類信息行為的一個側面,遵從最小省力原則的信息搜尋行為并非不理性,而是令人滿意和成功的;信息不是越多越好;情境是信息傳遞的關鍵,人總是整體性地努力去了解世界,個體對場景狀態的感知與解釋同“真實”場景狀態一樣會形塑其信息需求;信息,特別是普適性的信息集合有時對人并無幫助,信息本身不能滿足人類的很多需求,人們追求的是針對需求的個性化解答而不是標準化的系統響應;使信息變得可獲得和可檢索有時是殊難企及的;信息搜尋是一個動態過程;信息搜尋并不總是關于“問題”或“問題狀態”的,意義建構不是信息行為的全部。

意義建構論對情報學范式變遷的影響是深遠的。它同知識非常狀態理論一道,使情報學實現了從物理范式向認知范式的轉變,從以機構或傳統為中心轉向以用戶為中心。意義建構論對情報學研究的啟示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以用戶為中心的觀念和人本主義精神要貫穿理論研究的始終。盡管用戶中心觀在學科中已經確立,但隨著近年來數字圖書館技術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熱衷和追隨技術者眾,信息用戶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被忽視,正如蘭卡斯特(F.W.Lancaster)所說,圖書館員一旦與技術聯姻,就很快喪失對人的興趣。我們(LIS學者)已經忘記了用戶,用戶已經被諸如元數據、本體、數據管理等議題所排擠,職業教育與研究的焦點似乎從人與服務轉向了數據、數據庫本身,數據保管甚至數據創造,甚少關注使用數據和如何使用,如果它們還會被使用的話[21]。蘭卡斯特的話是令人警醒的,在今天的大數據環境下,我們有必要繼續強調用戶在信息活動和信息工作中的主體地位,明確無論是技術的應用、數據策管(curation)、信息的整序,其價值都要依靠用戶對意義進行建構這一關鍵活動才能得以實現的,缺失了用戶這一信息主體,信息科學的所有研究與實踐目標都無從談起。此外,就用戶研究領域本身而言,存在著以應用客觀的硬科學方法為主、基于實證主義思想的主導研究取向,這與意義建構論的人本主義精神相悖。它也對領域的發展不利,有必要從學科人文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的角度對此加以糾偏。

其次,要從動態觀、過程觀和整體觀的角度認識用戶的信息行為。意義建構論不僅打開了信息用戶這個傳統研究中的“黑箱”,而且使用戶信息行為的研究發生了質變:用戶的信息行為被看作是持續進行意義構建的動態活動;個體的信息行為是個體在時空中為克服前進中的斷帶而有目的、有序地建構意義的系統性過程;用戶處在特定的情境當中,外部的和內部的情境變量均會對其信息行為產生影響。這種信息行為的動態觀、過程觀和整體觀為今后該領域的研究搭建了一個強有力的理論思考框架。成了研究的邏輯紅線,德爾文本人的研究也為未來信息行為理論探索樹立了標桿。

再次,理論觀點的表述手段要多樣化。隱喻模型在意義建構論中的應用使理論闡述不再枯燥而變得直觀易于理解,這給理論研究帶來的啟示是理論觀點的闡述不僅可以通過文字和公式,還可以通過其他更多更豐富的表達力強的方式和手段。后者也會讓理論更廣為傳播和接受。

3)基于認知范式的信息檢索模型

信息檢索交互的認知模型、信息搜尋與檢索的整合模型(integrative IS & R model)都是由丹麥著名情報學家英格沃森提出的。英格沃森是情報學認知范式的積極支持者,他將情報學視為一門認知科學[22]。兩個理論模型是英格沃森學術思想中的重要內容。他在專著Information Retrieval Interaction[23]和The Turn: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Retrieval in Context[24]分別提出了這兩個模型,這兩篇文獻亦成了情報學認知范式的經典文獻,其在學科中的價值也通過科學計量方法得到證實。文獻[25]利用引文分析法和Citespace軟件對情報學12種期刊從2000年至2009年的近2萬條引文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英格沃森的這兩篇文獻是情報學學科知識結構演化中的領域交叉點和引用突變點,即是學科的關鍵知識點、新興研究領域的生長點和學科前沿?梢哉J為,英格沃森的兩個理論模型代表著情報學認知范式在20世紀90年代的成熟完善與2000年之后的修正與轉型,引領了情報學認知研究的發展走向,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英格沃森1992年在文獻[23]中構建了信息檢索交互的認知模型的最初形式,經過隨后幾年的不斷充實和完善,形成了如圖2所示的修正模型[26]。該模型較好地闡釋了信息檢索交互過程中情報學認知觀的理論立場和觀點,尤其突出了個體用戶在交互的動態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進入21世紀,英格沃森與賈沃林(K.Jarvelin)共同開發出了信息搜尋與檢索的整合模型,如圖3所示[24]。對比兩個模型,就會發現它們在模型架構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可以放在一起討論。

圖3呈現的是作為行動者的個體信息搜尋者的IS & R模型。兩個模型在構建上貫穿了認知建構主義元理論導向Ⅱ的思想,認知范式的理論特征極為明顯。就兩模型的組成要素來講,各個要素都被認定為具有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信息搜尋者作為人類能動的個體具有認知結構自不待言,信息對象和信息技術(交互認知模型中的IR系統環境)盡管是客體實體,但已經把相關的認知結構固化在內,是一種嵌入式的認知結構(embedded);如信息對象中文本、圖片等語義實體是作者意欲交流的認知結構的表示,知識表示是標引員對文本或圖片進行理解和組織加工的產物(如標引詞、分類號),是標引員認知結構的表示;在信息技術范疇中,檢索引擎、數據庫架構、索引算法是其設計者關于如何處理信息對象理念的實現物,表示著設計者的認知結構;當界面是人類中介者時表現為其自身認知結構發揮作用,其他情況如智能中介等則表現為嵌入式認知結構。組織社會文化情境體現的是集體認知結構(collective cognitive structure)[23,26]。這樣,就把認知觀擴大滲透到建構模型的全部方面,模型中的客觀物不再是“死物”,由于攜帶著它的生成者的認知結構而展現出“活性”的特質,只不過是一種固化的“活性”。模型中不同要素的交互也就完全可以看成是不同類型的認知結構在時空變換中的交互[27]。在模型中,各要素均包含的“模型”(-Model-)概念也是認知在每一要素中均有表現的例證,“模型”意指每一要素都具有關于IS & R模型里其他要素的知識,對其他要素會如何運轉有著期望,這些知識和期望相當于對其他要素的認識模型,實際上是迪梅認知范疇在模型中的延伸應用,含有固化認知的性質。

圖2 信息檢索交互的認知模型[26]

圖3 信息搜尋與檢索(IS & R)的認知模型[24]

模型中的核心行動者(actor)是個體信息搜尋者,他的認知空間內涵及與周遭環境的交互構成了模型最重要的內容。搜尋者是交互檢索中唯一具有真正智能和動態知識結構的行動者,只有用戶知識結構發生轉化(transformation)時交互才能在認知層次上產生,潛在信息才可以變為信息,“信息”系統才是真正的信息系統[23,28]。認知空間的內涵包括個體的工作任務、興趣感知、認知和情感狀態、問題情境、目標、不確定性、檢索任務、信息需求、信息行為、相關性評價和使用評價等諸多方面,其中工作任務、興趣感知與檢索任務構成了信息交互過程的基本緣由,搜尋者的意圖(intentionality)是影響信息搜尋與使用的中心因素[24]。信息搜尋者與周遭環境的交互可分為與IT環境(模型的最左邊部分)的交互與組織社會文化情境(模型的最右邊部分)的交互[29]。信息搜尋者認知空間的形成深深地受到了組織社會文化情境的影響。個體與社會情境的關系被稱之為整體主義認知觀。

1.2.2 信息管理理論

與認知范式同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并發展壯大的情報學主流理論是信息管理理論。人、信息技術、信息環境三個維度在信息管理理論階段表現為信息用戶-數據庫-電子信息環境。以情報檢索系統自動化為先導的發展變革是情報學的又一重大歷史時期。隨著第三次產業革命而飛速發展的電子計算機通信等現代信息技術(ICT)為技術維度填充了新的實質內容。在人的維度方面,從讀者研究轉換到了信息用戶的研究,從用戶主體的角度而不是機構或系統的角度來開展研究,重點是終端用戶(end-user)的認知、心智模型、信息檢索策略、信息需求與信息搜尋行為的研究。對數據庫和聯機情報系統(on-line system)的熱衷是這一階段信息技術研究的重中之重。從MEDLARS聯機情報檢索系統提供服務伊始,各種聯機系統紛紛投入廣泛使用,而作為信息的高級有序形態,數據庫建設也迅猛增長,并使引文分析實踐得以廣泛應用[30]。電子信息環境大大降低了情報交流的成本,提高了系統的效率?傮w上看,此階段情報學理論可按時間先后再細分為重視以數據庫、聯機系統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研發應用階段和重視信息內容的信息資源管理(IRM)階段。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信息資源管理階段,此一階段的理論發展對后來的情報學學科建設、專業教育的改革起到了幾乎是決定性的作用,成為情報學理論史上的一個關鍵轉折期,在此期間亦出現了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等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與方法。有必要對其加以闡述。

信息資源管理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興起的新領域。它是伴隨著以計算機技術和現代通信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而產生的。信息資源管理代表著一種新的管理哲學和新的資源觀[31],在理論上主張信息是同資本、能源和材料一樣重要的現代戰略資源,對信息資源的有效組織開發和利用能夠切實地提高社會運行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和文化繁榮。

信息資源管理理論和實踐熱潮的興起引起了情報學界的注意,由于情報學基本概念與信息資源的涵蓋關系,以及情報業務工作與信息資源管理活動(信息采集、組織、存儲、檢索、開發、傳遞)實質上的同一性,情報學與信息資源管理有著“天然”的內在關聯,許多情報學家極力提倡把信息資源管理納入情報學的學科范圍之內并作為重要理論進行研究。就大的學科理論環境而言,當時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里圖書館學與情報學(LIS)學科發展和教育的危機已經有所顯現,為了拓展學科日益狹小的生存空間,LIS急于從傳統的圖書館“機構觀”或“機構范式”中擺脫出來,以學科中的另一重要研究對象——信息為紐帶投入到社會信息流和社會信息管理問題的研究中去,力圖從館內信息現象躍遷到館外更為豐富的社會信息現象中去,更進一步地把圖書館和情報機構的功能與信息經濟、社會信息化潮流結合起來,從而振興LIS學科。信息資源管理恰好為這種想法的實現提供了良好的契機。應當指出,情報學對信息資源管理理論的引進和研究盡管在實際操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些許偏差,但從總體上看毫無疑,問是成功的。在北美國家,它為圖書情報學界從20世紀80年代大規模專業學院倒閉的教育危機和學科危機中恢復生機奠定了極為關鍵的基礎。大部分圖書館學情報學院用信息資源管理理論武裝自己,轉守為攻,從坐以待斃到奮起改革[32],成功地完成了專業教育轉型,開創了既延續了學術傳統的優良成分,又注入了新的學術內涵的雙贏局面。在英國,憑借著信息資源管理(或稱信息管理),圖書館學情報學的學科“火種”得以保留,為日后迎來數字時代院系專業的復興與擴張提供了堅實保障。如果沒有昔日信息資源管理理論在情報學中的扎根和發展壯大,很難想象今天會有如日中天的i-school運動和i-school聯盟。

在我國,情報學的教育改革和學科發展也經歷了與西方國家類似的情況。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后,北京大學圖書館學情報學系率先將系名改稱為信息管理系,并隨之對課程設置、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學科建設進行了全方位改革。在北大的示范效應帶動下,全國各大學圖情專業院系紛紛積極響應和行動,將院系名稱改為信息管理學院或信息資源管理系,同時進行了相應的配套改革,使我國情報學教育展現了勃勃生機。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i-school運動”要比西方國家早了不少年。隨后在1998年7月,教育部將科技信息學、經濟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統、信息學、林業信息管理5個專業合并整合成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進一步在國家教育制度層面確定了信息管理專業教育的走向。時至今日,信息管理已成為學科的基本話語和學科教育基本目標,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發展已成了學界的共識。值得注意的是,走回頭路、從信息管理退回原有培養模式在市場上并沒有絕跡,時不時地仍有此類聲音出現。在學科建設上走“回頭路”,開“歷史倒車”是不明智的,只會帶來學科的停滯甚至倒退。停頓和倒退不會有任何出路。一旦這樣的情況出現,情報學在信息化、信息內容產業乃至知識社會中辛苦積累爭得的一席學科之地就會喪失,學科中的領域就會被其他競爭學科所蠶食吞并。所以,正如文獻[32]所指出的那樣:情報學要以信息管理平臺為基礎發展自己,專業教育辦出特色和優勢,主動參與學科競爭,在發展的道路上只能前進,不能后退。

情報學界研究信息資源管理的高頻被引文獻之一是《信息趨勢:如何從你的信息資源中獲利》[33],這本書是情報學界引入和吸收信息資源管理理論時所依據的基本文獻之一,也是整個信息資源管理研究領域的經典文獻。該書由信息資源管理領域的權威人物霍頓(F.W.Horton Jr)與另一位著名學者馬善德(D.A.Marchand)合著。文中系統地闡述了二人的信息資源管理思想,已成為迄今信息資源管理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論之一;纛D和馬善德認為,信息資源管理可以劃分為五個發展階段[33]:第一階段(19世紀晚期~20世紀50年代),文書管理-信息的物理控制階段,是對紙質資源和媒介進行管理,關注文獻的物理屬性;第二階段(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公司自動化技術管理階段,企業信息技術的管理成了焦點,追求信息技術的效率;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早期)信息資源管理階段,是對信息資源和信息系統的成本-效益管理,信息被高層管理層認為是組織運轉的必需、整個戰略計劃的有機組成部分;第四階段(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競爭者分析和競爭情報階段,關注情報分析和信息使用的質量,服務于組織的競爭優勢;第五階段,也就是這里要強調說明的階段,是戰略信息管理階段,又可稱為知識管理階段,霍頓等認為它是信息資源管理發展的最高階段,知識被認為是關鍵資源,企業要卓有成效地開發和利用組織內部和外部的知識,對知識這種最重要的戰略資源進行管理已成為企業管理哲學的基礎部分,為所有管理層面所采納。它與公司其他的商業戰略和功能進行整合服務于整體商業績效。在此階段,企業不僅能夠成功地把數據轉化為信息,而且還能把信息轉化為知識,通過積極的知識活動,企業真正變得“聰明”起來。文獻[33]是在信息資源管理研究中為數不多的前瞻性提出知識及知識管理觀點的理論闡述之一。在中國,隨著信息資源管理引入到情報學科之中,一批中國學者在此領域辛勤耕耘,大膽探索,積極創新,涌現出如文獻[34]等一批信息資源管理研究的經典之作。

1.3 領域分析范式與知識理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21世紀初)

1.3.1 領域分析范式

領域分析范式的基本觀點:情報學的最佳研究對象是知識領域,其體現為一種集體知識結構。主要研究領域的信息結構,包括領域內的文獻分布規律、引文網絡、交流特征、信息組織等方面,目的是優化知識流程[35]。知識領域的信息結構是對領域獨特性的一種適應。應當從領域和社群而不是個體的層次去認識用戶信息需求和信息相關性判斷標準的本質[36]。

話語社群亦是領域分析的本質的核心概念。領域分析支持者強調,社群應是學科的焦點和最佳研究單元[37]。對于社群概念的界定目前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致的觀點是它同知識領域有密切關聯。約蘭德對領域和社群未給出明確定義,但指出了兩者的關聯,領域可以是一個學科(discipline)或知識領域(field),也可以是話語社群[38]。Bawden亦將社群和領域聯系起來,強調社群是有著共同關注、共同目標、共同觀點和共同術語的用戶群體[39]。筆者認為,話語社群和知識領域實際上是同一硬幣的兩面,前者從人作為社會活動主題的角度來界定概念,后者則是從社會知識客體的角度界定概念,兩者殊途同歸,意指的含義是相同的。

領域分析是以傳統認知觀的強有力挑戰者身份出現的。自領域分析出現之后,情報學中對認知議題的研究就不再是傳統認知觀一枝獨秀了。領域分析批評傳統認知觀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和基于理性主義的心智模型構建,認為以脫離社會歷史文化情境的孤立個體認知和內部心理結構為研究對象、對認識論議題的心理學化的取向會使情報學的認知研究勞而無功[35-36]。領域分析的批評產生的強大沖擊力促使不少傳統認知觀(主要指情報學基本方程式、知識非常狀態等理論,不包括意義建構論)的支持者們修正其學術立場。作為傳統認知觀的替代性范式,領域分析提倡社會認知觀(social-cognitive view),它的理論基礎主要是維果茨基的社會歷史文化理論和列昂節夫的活動理論,以及杜威的實用主義[38];谶@些基礎理論,社會認知觀認為[36,38,40-41]:認知首要地由社會歷史文化和實踐活動所決定,通過掌握承載著社會文化歷史情境的語言符號系統,人實現認知功能的革命性變化,即從生物驅動變為理論驅動。在社會歷史和文化情境中構建出的意義(constructed meanings)是認知過程的中介物,應深入了解這一認知的中介過程;情報學應沿著由外及內的路線,采取基于社會文化情境和社群導向方法來分析個體的認知形成與發展;個體的認知結構、個體信息行為中的不確定性并非通過對個體的神經生理機能分析就能解釋清楚,而是要依靠對個體的社會地位與職責、教育水平、他與所處的知識領域的關聯度的充分了解才能解釋清楚,基本邏輯是對心理學觀點的認識論化,認識論是最好的和最普適性的心智模型。傳統認知范式與領域分析范式的比較如表1所示。

一種成熟的理論必然有其系統與完善的方法,領域分析也是如此。約蘭德在文獻[42]中總結概括了領域分析范式的11種方法,它們是:

“(1)建立文獻導引與主題網關,根據類型和功能來組織領域的信息源,強調信息源的獨特性以及各信息源的互補性和系統性;

(2)構建專業分類法與敘詞表,對領域中范疇和概念的邏輯結構以及概念間的語義關系進行組織;

(3)專業學科中的標引與檢索,組織文獻或文獻集合以使其特定“認識論潛力”的可檢索性和可見性達到最優;

(4)經驗型的用戶研究,根據用戶的偏好、行為或心智模型來組織領域;

(5)文獻計量研究,對文獻間顯性識別的社會模式進行組織;

(6)情報學相關的史學研究,組織傳統、范式與文獻、表達形式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

(7)文獻和文獻類型研究,揭示領域中不同文獻類型的組織和結構;

(8)認識論和批判性研究,根據知識和實在(reality)的基本假設、范式來組織某一領域的知識;

(9)術語學和專門語言學研究,根據語義學和實用主義標準來組織領域中的語言、文本和話語;

(10)科學交流中的結構與制度研究,根據領域中的內部智力勞動分工來組織主要的行動者和機構;

(11)科學認知、專家認知和人工智能,提供某一領域的心智模式或知識抽取方法以構造專家系統!

領域分析的這11種方法既有傳統的,也有新產生的,彼此之間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也是情報學學科“核心競爭力”之所在。當我們同時應用這11種方法來分析某一知識領域時,情報學的獨特學科身份和職業定位就能夠很好地彰顯出來[42]。

當然,這11種方法在領域分析中的重要程度與地位是各不相同的。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有:①認識論方法。約蘭德認為認識論方法是領域分析最重要的方法,假若沒有了認識論方法,應用其他各種方法研究領域時其思想深度都將大打折扣。認識論假設是情報學所有理論問題的本源和基礎[36,42]。②社會學方法。注重從社會文化情境的角度研究領域中的知識生產者、用戶、中介等行動者、交流媒介、機構及它們之間的社會互動關聯機制,對UNISIST模型的修正與拓展是這方面研究的典型代表[43]。

數字化信息環境的到來使情報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盡管在不少研究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卻始終面臨著“游離的學科和學科的游離”的困擾。這表明,一方面,情報學學科身份不明確,與計算機科學、傳播學區分不清;另一方面,學科內部理論結構過于松散,缺乏有機的邏輯關聯,統一的學科理論體系大廈建立的工作困難重重。領域分析非常有助于解決情報學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領域分析將情報學的目標定位在優化用戶獲取信息、知識和文獻的同時,關注信息的質量和信息管理的社會維度以使用戶在知識獲取行動上做出明智的選擇,這就使情報學在學科身份上同計算機學科區分開來;領域分析對情報學的概念進行了邏輯上連貫一致的界定,能夠將所有的學科分支統一起來形成整體[40]。

自從約蘭德和艾布瑞森(H.Albrechtsen)在1995年首次提出并系統闡述情報學中的領域分析[37]以來,時間已過去了二十余年。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國際學界圍繞著領域分析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其中亦不乏激烈的爭論。在以約蘭德為核心的一批學者的努力下,領域分析理論建構日趨完善,作為一種范式和理論它確立了在情報學中應有的學科地位。其實踐應用日趨廣泛,應用范圍已從學術領域擴展到如嚴肅休閑等日常生活領域,在多學科和交叉學科領域中都得到了應用[44-45]。不斷的理論對話和爭論非但沒有使領域分析勢微,反而讓它得到越來越多的了解和認同,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演變為成熟的學說。領域分析作為情報學中一種替代性范式而出現,并受到了認可。領域分析的內容已進入了教科書[39],在美國《圖書館學情報學百科全書》的先后兩版中都有領域分析的詞條。2003年第30卷第3/4合期的?杉s蘭德和哈特爾(J.Hartel)主編,涉及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包括藝術研究領域中的知識組織、音樂文獻標引的認識論視角,醫護知識領域中職業信息的符號化理解,環境信息系統設計中知識領域的融合、社會工作的領域分析、認知工作分析、嚴肅休閑領域分析等。2015年第42卷第8期的?黝}為“再訪領域分析”,由洛佩茲,胡爾塔斯(Maria J.Lopez Huertas)主編,討論的主題主要包括領域分析理論方法在交叉學科知識領域、健康領域、檔案知識組織中的應用,以及領域分析方法論集合研究、作為知識領域的信息檢索可視化等。這些都是情報學界對之認可的佐證。在師承方面,在領域分析的學術共同體中,領域分析的奠基人和主要推動者約蘭德已有了一批學術上的追隨者(如Smiraglia、Erik-Mai、Tennis、Nicolaisen等),約蘭德的這些門人弟子和擁躉也分別從不同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領域分析理論,不少LIS學者也正自覺地從領域分析角度思考和研究問題。領域分析作為北歐情報學研究的代表性學說正在成為情報學的主流范式之一,它使情報學發生了重大的學科理論轉向。

1.3.2 知識理論

領域分析范式強調知識論(認識論)作為情報學的基座在學科體系建設中的極端重要性,與之契合、相伴相生的則是知識理論的興起。知識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情報學中逐漸發展成熟起來的理論。至今其牢牢占據著學科中主流理論的位置,發展潛力仍然很大。其在人、信息技術和信息環境三個維度的表征為知識行動者-知識技術-網絡環境。與讀者和信息用戶相比,知識行動者(knowing actor)更加突出了通過知識的獲取、查找、吸收和利用來改善知識結構始終是人發生信息行為的目的,更加突出了人的主體能動性和對知識的建構性。知識行動者的知識行為(knowledge behavior)[46]則指知識需求的產生、細化及對滿足知識需求而有所貢獻的信息行為。知識行為同時還是嵌入情境之中的行為。知識技術也是語義網的關鍵技術,包括分布式人工智能、數據倉庫、概念本體、貝葉斯分類器、多語言實時自然語言處理等各時期的技術[47]。網絡環境已不再停留于互聯網早期的發展水平,而是融合了語義網與云計算技術、可用于支持知識內容、應用環境和應用群體有機交互[48]的泛在知識環境(ubiquitous knowledge environment)[49]。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大數據技術、物聯網和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涌現,泛在知識環境本身亦產生了新的技術融合,其知識內涵更加凸顯,業已成為智慧地球中的社會基礎設施。知識理論是以知識行動者、知識技術和網絡環境這三個維度作為空間定位,描述、解釋和預測數字化時代人類社會知識現象和知識行為的理論之一。知識理論是為了解決人類社會知識無序化、碎片化與行動者(actor)知識需求和利用的小量、特定所形成的矛盾而出現的理論,主要研究社會知識的產生、轉化、組織、交流、發現與服務等知識現象和活動以及知識行為的原理、規律與方法。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知識的有效利用和創新。知識理論在情報學中的發展經歷了從產生到相對淡化再到重新獲得重視、全面興起的過程[50]。在此階段,知識行為者、知識技術和網絡環境并不像前兩個階段那樣要相對孤立和隔離式地發展,而是相互關聯、相互協調、共同組成有機的“知識生態”。營造和實現有機和諧的“知識生態”的關鍵在于有效地把握并解決好標準化技術工具(關聯、連接)與個體意義建構的特殊的、主觀情景之間的張力,前者以語義網和現代性普適主義為代表,后者強調區域性、時空性文化情境的作用與價值[51]。這已成為知識理論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情報學只有以建立和完善知識理論為目標,才能有效地指導在知識行動者-知識技術-網絡環境階段中的實踐,從而使學科建設跟上數字化時代的步伐。

近年來,從情報學學科發展變化的整體態勢上分析知識理論對學科建設的作用和影響的研究越來越多,一般表現為情報學在學科目標、任務、本質和原理的分析與表述上突出知識的基礎性地位。文獻[52]早先提出了“包容性情報學”的學科概念,認為其關注的核心是知識的本身、各種形式的知識表示以及通過檢索以滿足自身需求的人。文獻[53-54]則把情報職業的角色定位在為與公共知識交互的人們提供程序和機制的角色,情報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記錄的知識和將人與知識相關聯的技術,關注如何促進知識在心智間轉移。索格爾(D.Soergel)將情報學的核心界定為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分別是理解用戶、能支持意義建構和問題解決的知識結構表示[55]。薩瑞塞維克(T.Saracevic)指出,情報學的特別關注點是作為內容客體的人類知識記錄(knowledge records),并把情報學定義為這樣一個領域:它是在社會、機構和個體的信息需求與使用的情境下解決人類之間知識和知識記錄的有效交流的科學理論與職業實踐[56-57]。

在學科建設層面上,文獻[58]認為知識主導范式是情報學的重要范式,并相信情報學最終會成為研究知識的激活、擴散、轉移、組織、增值、吸收和利用規律的一門學科。文獻[59]就IRM(信息資源管理)-KM(知識管理)范式下情報學的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情報空間的新概念,并對IRM-KM范式下情報學的基本定律展開了實證分析。沃西格(G.Wersig)則從后現代主義的角度考察了情報學,情報學的主要目標指向的是在知識使用中發生困惑的人(或更廣義上的行動者),這個學科要對在知識轉化過程中的行動者有根本的了解[60]。文獻[61]指出情報學的學科走向是從文獻信息世界走向知識內容世界,再走向智慧目標;情報學的最高價值在于信息和知識的存取及其挖掘利用。文獻[62]認為,情報學核心話語的知識化,有助于夯實學科的哲學基礎,明確學科性質和構建科學的情報學理論體系。金斯(C.Zins)利用德爾菲法對情報學理論體系研究進行了調查,在調查的28位世界著名情報學家中,有近10名情報學家把知識相關理論列為情報學理論體系的一級類目,有代表性的如比爾蓋蒂(Biagetti)、霍金(Hawkins)、約蘭德、洛倫茲(Lorenz)、斯密瑞伽(Smiraglia)、沃邁爾(Wormell)、托寧(Twinning)等人物,特諾伯(Tenopir)更是將知識組織與檢索等理論與信息理論并列,知識理論占據了其理論體系內容的一多半[63]?梢,對知識理論的研究已成為國際情報學發展的大勢所趨。

就情報學的本質而言,文獻[64]認為情報學未來發展的趨勢就是演化成為知識科學。文獻[65]提出應重新界定情報學,學科名稱應改為“Knowledge Science”,即知識科學,它同認識論、科學哲學、知識社會學一道,是建立人類知識的元知識(meta-knowledge)基礎。德本斯(A.E.Debons)指出,知識行業是情報學的主要發展趨勢之一,情報學在未來會與計算機與通訊科學、圖書館學相集成,導致知識科學的出現[66]。文獻[67]中則提出了網絡環境下基于“知識鏈”的情報學理論體系。

應指出的是,從文獻理論到信息管理理論再到知識理論雖然表現出情報學主流理論發展的變遷,但這并不說時間上較晚興起的知識理論就完全取代了較早出現的文獻理論和信息管理理論,而是說前者與后者相比往往更多地成了學科研究中的熱點和前沿領域。實際上,信息管理理論并沒有過時,仍然在不斷地發展,在學科中仍有重要一席之地。知識理論在與其的互動過程中可以吸取不少有益的成分。

2 情報學主流理論的未來發展:數據理論抑或智慧理論?

隨著大數據研究與應用的興起,數據科學(data science)應運而生。數據科學主要研究數據推理的方法與理論,通過實驗方法和理論探索數據賽博空間,認知數據的類型、狀態、屬性以及變化形式和規律,繼而揭示自然界和人類的行為現象和規律[68]。數據科學研究在諸多領域得到了關注和推廣,尤其是在科學技術領域,出現了數據密集型科學研究范式和數據驅動的科學(data-centric science)等新理念,其集成了理論研究、實驗研究和模擬仿真,大量使用數據挖掘與數據探索等方法[69]。

數據科學的發展為情報學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提出了新課題:數據科學與情報學的學科關系應是怎樣的?數據科學與情報學在學科目標、定位與任務上是否一致?情報學的理論與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與數據科學相交叉或重合?數據科學的分支如數據策管(data curation)、數據分析術(data analytics)是否會成為情報學的前沿領域?數據科學家(data scientist)與圖書情報職業從業者的教育培養模式能否融合?前者可否是后者的職業發展方向之一?一些學者對此已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賴茂生認為圖書情報學比較了解基于文獻的科學,在化解由文獻激增造成的科學交流危機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基于文獻的科學變遷到基于數據的科學時,對科學數據進行管理、使之發揮更大的研究價值同樣是圖書情報學應盡之責,因為為科學交流提供支持與服務是這個學科不變的使命[69]。文獻[70]認為,大數據語境并沒有改變情報學的學科屬性和功能,在參與大數據環境治理過程中情報學應采取學科堅守與拓展并舉的做法。文獻[71]指出,大數據環境對情報學的理論、方法與技術、實踐與應用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以理論為例,情報學現有的基于intelligence的軟科學范式、基于information的圖書情報學范式、基于IRM-KM的管理科學范式的研究對象都源自對數據的提煉與升華,數據是情報學的基石,三種范式將趨于認知上的統一。大數據亦會賦予情報學基本原理以新的內涵,如信息的離散特性在微觀上表現得更加明顯,信息鏈各要素間的相關度會更高,情報體系的小世界網絡動力學研究將趨向深入等。文獻[68]則認為數據科學與信息科學(情報學)有本質聯系并一脈相承,數據科學遵循情報學的基本原理,兩者在理論邏輯與技術方法上相互共通;進一步地,在學科層面上后者涵蓋了前者。通過人、技術(計算技術、數學方法、專業知識)和數據(加上信息、知識)相結合的“三位一體”模式,信息科學、數據科學和知識科學可走向統一。馬奇奧尼尼(G.Marchionini)也認為,數據科學是情報學的一部分,情報學關注的是數據質量(好數據)而非數據容量(大數據),研究的是整個數據生命周期。他強調ischool應在數據科學人才培養上發揮應有的作用[72]。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信息學院院長薩克森寧(A.Saxenian)在DataEdge會議演講中指出,ischool應培養出新一代的具有數據智慧(data-savvy)的數據科學家和從業者,他們要掌握廣泛的技術和分析技能,具有理解數據收集與分析各種情境(包括倫理與隱私)的能力,能夠就他們的成果與非專業人員進行有效的交流,在組織中成功地從事與數據相關的工作。2015年在武漢大學召開的第四屆中美數字時代圖書館學情報學教育國際研討會也以大數據時代圖書情報學理論與教育發展對策作為會議的核心主題。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情報學已將數據科學看作是自身的一部分,數據科學的研究議題也理應成為情報學的學科熱點與前沿,培養數據科學家已成為情報學專業教育的新興方向和重要內容之一。但同時也應注意到,數據科學是一門交叉性很強的學科,情報學在將其吸納進本學科體系范圍內時,不可避免地會與其發生交互甚至碰撞,這種磨合可能更多地表現在技術與應用層面上,而非理念或理論邏輯層面上。這就要求情報學在與數據科學交互與融合時一方面要堅持本學科的核心和底層邏輯,另一方面要以一種更加開放和包容的態度來接納數據科學的技術架構與方法工具。

情報學的主流理論從文獻理論、信息管理理論發展到知識理論,如果按照信息鏈或DIKW概念金字塔[73]的邏輯,下一代理論應當是智能理論或智慧(wisdom)理論?涩F實的發展卻呈現出不同的走向,數據科學的興起似乎使主流理論的演化路徑發生了返轉,情報學當前與數據科學的雙融很有可能使數據理論(data theory)成為情報學未來的主流理論,主流理論研究沒有按照預期向鏈的高端環節或塔頂的智慧理論邁進,反而返回到鏈的低端或塔基的數據去了。如果是這樣,是否就意味著沿信息鏈或DIKW概念金字塔高端進行理論演化的邏輯錯了?筆者認為并非如此,無論是數據挖掘理論也好,還是數據可視化、數據分析術(data analytics)也罷,其對數據序化和研究的最終目的仍是發現知識、獲得能支持決策的智能(intelligence)。其實當今數據分析術的很多內容是從商業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直接引進來的。脫離信息、知識和智能理論的數據科學研究其價值與意義會銳減。也正如文獻[68]所述,僅僅采用數據概念不可能獲得豐富的認知,在情報學中與數據相伴相生的信息與知識概念不可或缺。因此,向數據理論的返轉其實目標指向的仍是知識和智能。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曾以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為基礎,提出過解決開放復雜巨系統問題的大成智慧學思想。他指出“大成智慧工程就是要把人的思維、思維的成果、人的知識、智慧以及各種情報、資料、信息統統集成起來”[74]。情報學主流理論的演化很可能遵循大成智慧學的思想理路,在數據理論和知識理論均已成熟的前提下,將數據理論、信息管理理論、知識理論乃至智能理論彼此融合、綜合集成,以情報學在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的思維科學定位為基座,按照“知識寶塔”的理論體系結構將各個理論安置在合適層次和層面,充分發揮各理論對社會情報現象不同維度、不同層面的強大解釋力,理論之間又彼此支援,共通共融,在更高層次上達到統一,形成情報理論的整體性認知結構,“性智論”與“量智論”有機結合,從中涌現出智慧的學說。

3 結論

從1987年到2017年這三十年間,情報學的發展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信息基礎環境從印本文獻為主導變遷到以數字化網絡為主導,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方興未艾,信息激增和信息過載現象日趨嚴重,信息技術創新顯著加快,情報學學科建設面臨難得的機遇與嚴峻的挑戰。情報學理論研究面對機遇與挑戰,積極探索,勇于創新,雖經歷挫折和迷茫,但從總體上看,學科理論轉型升級是成功的,開創了數字化時代理論建設的新局面。在這三十年情報學學科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情報學理論研究在研究對象與概念、情報哲學與元理論、情報學范式、情報學理論核心、主流理論變遷、理論體系建設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顯著成果,在信息科學群中獨樹一幟。情報學理論研究已成為學科的前沿課題和提升學科地位與影響力的重要方面[75]。事實證明,“情報學的內涵越來越豐富,研究領域正在逐漸擴大,知識體系日趨合理完善,學科獨特性日益增強,任何關于學科虛無主義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76]”。情報學恰如老一輩情報學家所期望的那樣,有著無限廣闊的發展前景。展望情報學發展的下一個三十年,我們有理由相信,情報學理論研究會取得新的重大突破,情報學將成為現代信息科學群中的帶頭學科,為人類信息社會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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